编者按：学脉是想想体系的传承线索，亦是学术生命的历史根系。寻根问底，通过考据史实、层层梳理来挖掘和展现北京大学干系学科的发轫历程，不仅能使学科发展更具历史纵深性，也能鼓舞和促进学术演进的连气儿性。有鉴于此，对学脉与学术干系的学理探讨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本报新设“学脉与传承”专栏，本期特邀异邦语学院毛明超、梁晶晶两位学者撰文，呈现了学脉演进轨迹，展示了学术发展中值得想考的问题。

1862年景立的京师同文馆原址大门

（图源：北京大学校史馆）

始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亦然清廷向西方学习的肇端和体现。当作一所旨在培养翻译东谈主才的教育机构，外语教学天然是其中枢任务。可是，跟着时期的推移，办学者对外语教学的构想并非一成不变。在外语课堂上，“为何而学”“学什么”以及“奈何学”，这些问题的谜底总与时期配景、办学者的视线以及统治阶级的权利分拨密切干系，呈现出奥秘的互动关系。

一、成立初期：不可越雷池的外语教学

烟土干戈后，西方文化跟着坚船利炮的入侵，强行参预了中国东谈主的生计。在清政府里面，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洋务派缓缓意志到，非论适意与否，与西方列国的应酬交游已不可幸免。加之在坚贞于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契约》中明确方法，英法两国递交大清的应酬文献均以其本国笔墨为准，于是培养我方的翻译东谈主才便成为了清政府确当务之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䜣等东谈主在《统筹全局善后方法》中建议，挑选八旗帜弟学习异邦语文，以备翻译之需。关于设馆原因和必要性，奕䜣这么说明谈：

“查与别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本性。今谈话欠亨，笔墨难辨，一切隔阂，安望其能调和！”

“欲悉列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笔墨，方不受东谈主欺蒙”。

奕䜣像片

由英籍意大利东谈主FeliceBeato过甚他西方影相师拍摄于1860-1870年间，现藏于无数会艺术博物馆

在这一时期，西语仅被视为了解西方列国国情的用具，外语教学完全处事于应酬履行的需求，办学者仅仅但愿借谈话学习，解脱应酬上的被迫地点。

相应地，在京师同文馆建馆初期，东谈主才培养指标被明详情位为应酬翻译东谈主员的养成，其正常教学也严模式限于谈话的训导和习得，弥散回绝越界。在咸丰十年（1860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的奏折中，京师同文馆的倡议者奕䜣屡次强调，馆中讲课内容仅限于谈话学习，西方的宗教文化不仅被放手在教学内容除外，更被视为大水猛兽，需严加看重。

在招募同文馆教员的经由中，清廷的魄力也十分严慎。开端，朝廷盘算责成两广总督和江苏巡抚寻觅“贯通异邦笔墨，通解异邦言语之东谈主”，自后因为“中国迄无熟悉异邦谈话笔墨之东谈主”，才不得已聘用洋东谈主担任教习。不管是在国内访寻教习，照旧自后改聘洋东谈主，在悉数这个词招聘经由中，执教者的谈话才智耐久是遴荐的唯独程序，对其文化方面的造诣则完全未作条款，更谈不上寻访具有学术教悔的专科东谈主士了。

相同，京师同文馆对学生的开端考查也仅止于谈话才智。同治四年十月，奕䜣等东谈主代表朝廷对京师同文馆的首批学生（英、法、俄）进行覆按。悉数这个词锻练经由历时九天，分为三场：开端通过笔试考查洋译汉（翻译内容为洋文照会）和汉译洋（翻译内容为列国契约的节选段落），随后又绝顶增多了汉译洋的面试门径（翻译内容为奕䜣等东谈主密出的“汉话条字”）。锻练内容围绕谈话技能张开，考生只需提供“通体流畅”、针织于原文的译文即可，既无需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也无须具有学术上的修养。

干系商榷指出，初期的京师同文馆是“一是以八旗帜弟为学生组成，单纯培养翻译和培养单纯翻译的舌人学校或外语学校”。在此阶段，所谓“西学”尚未被纳入同文馆的教学体系，单纯的谈话教育一统六合。关于初创的同文馆而言，“习西语”在很猛进度上仅仅迫于应酬压力的被迫应答之举。关于西学，办学者不仅毫意外思，甚而还怀有尴尬的古老。这种只论西语，不言西学——更准确地说，是不准言西学的教育模式——主如果为了幸免西方想想对传统儒家文化和政事体制的冲击，从而吝惜儒家文化的正宗地位，确保政权的安逸。

二、天文算学馆：增添一抹科学的色调

天然在同文馆创办初期，办学者将外语教学严格终结于谈话规模内，阻隔在谈话教学中掺杂宗教文化等内容，奉行“学习谈话且止于谈话”的教育方针，但跟着与洋东谈主构兵的日益平庸，清廷中与异文化构兵较多者缓缓意志到，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值得学习的方面。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䜣再次上奏，残暴“洋东谈主制造机器、兵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柢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外相，仍无俾于实用”。与之前单纯为“求应答”而进行的谈话培训不同，以奕䜣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官方办学者驱动将认识转向一些不会产生即时着力的根柢之学。他们盘算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另行招生，“延聘西东谈主在馆教习”，以求“洞彻根源”，还颇具远见地残暴“斯谈成于上，即艺成于下”。这种对“谈”（表面性基础学科）与“艺”（诓骗性学科）的关系的发挥，标明其时的官方办学者已对表面学问的迫切性有了十分的贯通。甚而，奕䜣在奏折收尾处断言，“中国自立之谈在此矣。”相较于同治初年同文馆仅培养地谈翻译东谈主才的地点而言，同治五年（1866年）天文算学馆的建筑，为这所纯“舌人学校”引入了科学表面学问的新标的。与此同期，当局者的办学动机也从初期为应酬所迫、“求应答”的被迫行动，飞舞为以“求自立”为目标的主动追求。

清末京师同文馆内训导、学习外语的师生

关于悉数这个词京师同文馆而言，天文算学馆的配置无疑具有更正好奇，但这种飞舞并未立即影响到馆内的西语教学。笔据同治五年（1866年与1867年之交）的建馆决策，同文馆内的外语教学与科学教学被设计为两个互不干预的零丁标的：专攻谈话的是十岁露面的八旗少年，学科学的则是二十岁以上、功名在身且具备较骁雄文基础的满汉举东谈主或低层官员。办学者盘算为他们差异聘任教习，分馆讲课。可是，在骨子扩充经由当中，投考天文算学馆者东谈主数寥寥。即使将大谈生员与监生杂项东谈主员都纳入招生规模，同治六年（1867年）被召入天文算学馆的学生也不外三十东谈主。一年后，经过考查筛选，“尚堪种植者”仅剩十东谈主，其余二十东谈主被终结出馆。由于东谈主数过少，天文算学馆的学员与正本学习谈话的少年八旗学生归拢教学。同治七年（1868年），奕䜣苦求归拢教学的奏章中虽有“一俟异日招考东谈主数渐多，重新差异办理”之语，但从自后的骨子教学情况来看，奕䜣关于天文算学馆再度振作的愿望似乎也就不明显之了。

据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忆，而后同文馆仍陆续聘用了天文、数学、外洋法则、医学与生理学等方面的教习，开设了干系课程。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岁及第，也出现了算学、化学、格物、医学等方面的考查内容。既然在这段时刻里零丁的天文算学馆已不复存在，那么咱们完全有事理揣度，这些科学课程的讲课对象恰是原来那些专习谈话的少年八旗学生。这意味着，尽管专研科学的天文算学馆未能永久保管，但西学仍以单独课程的形状保留在同文馆内，并缓缓成为舌人培训的一部分，为正本专注于应酬实务的谈话教学添了一抹别样色调。

三、八年制课程：总教习与清廷的不对

增建天文算学馆的设计失败后，同文馆又推出了一套八年制培养决策。笔据《同文馆落款录》记录，这一课程体系始于光绪二年（1876年），是中国近代初度将外语教学与西方科学学问系统麇集的完满课程设计：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锻练浅书。

二年：锻练浅书，老练文法，翻译便条。

三年：讲列国舆图，读列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剪发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精雅格物、几何正本、平三角、弧三角。老练译书。

六年：精雅机器，微分积分，帆海测算。老练译书。

七年：精雅化学，天文测算，万国法则。老练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舆金石，富国策。老练译书。

与这套“由洋文而及诸学”的八年制课程同期制定的，还有“仅藉译本而求诸学”的五年制课程。值得玩味的是，天然课表中还是强调“至西语则当耐久勤习，无或终结”，但如果单以这份课程表中的笔墨为依据，咱们完全不错以为，此时的同文馆已从以前的“舌人学校”升级为一所当代好奇上的大学或学院。因为在这份课程表中，谈话的习得不再是教学的最终目标，而是与译本一样，仅当作“及诸学”或“求诸学”的妙技。至此，“西语”与“西学”之间的主仆关系发生了根人道的倒置。

可是，这份由“总教习会同各馆教习”拟定的课程表，似乎并不行完全代表清政府当作办学者的意图。从后续教学履行来看，在“西语”和“西学”的主次关系上，总教习与总理衙门似乎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位于东堂子巷子的总理衙门

笔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的堂谕，总教习残暴“洋文之奥窔，必赖杂学以斡旋……欧好意思列国齐恃此为策富强之本”，并建议条款“各生于习学洋文外，必须兼习艺学”，有违者“不得由六两升补十两”。对这项唯独加学西学才能加薪的建议，总理衙门虽赐与接受，但绝顶强调“作业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堂谕称，总教习再次声明“欧好意思各学堂固以谈话笔墨为重，而其尤重者，则在算数、格、化诸学，专为富国强兵之助”，并自掏纹银二十五两，奖励加学艺学的学生。为总教习行动所感，总理衙门也出银五十两，奖励学艺优秀的学生，并允许他们去“各省局厂当差，或随出使大臣出国”，但并未暗示举座教学标的要向西学方面歪斜。甚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续增同文馆条文八条明确方法“近来有一东谈主兼习数艺者，未免务广而荒。且有不学洋文、洋语，仅习别艺，殊不妥日立馆之本意。嗣后诸生务令先学洋文、洋语，洋文、洋语通明，亦只准兼习一艺。”其着实光绪二年（1876年）后的教学履行中，尽管总教习丁韪良一直试图将京师同文馆引向当代化的大学或学院，但其主宰上司总理衙门却耐久坚抓培养舌人的宗旨，勤勉保管谈话教学在同文馆中的弥散主导地位，馆中的多样西学课程仅被当作素质教育式的补充，就连馆中的汉语教学亦然为翻译处事。需要绝顶指出的是，同文馆的西学课程以理工类为主，与东谈主文干系的仅“读列国史略”一门，异邦文体、异邦形而上学等课程则远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官办近代教育的开端，亦然清廷在西方冲击下寻求自卫与自立之路的缩影。在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中，初度引入了班级制教育模式，其课程竖立与教学方法为外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初步框架。从开端的“被迫习西语”到自后对“西学”的主动追求，“西学”维度的引入为传统谈话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学馆的讲课内容在扭捏间迟缓丰富。可是，受限于清廷对学校功能的开端定位，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同文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改名为译学馆，都未能高出舌人学校的属性，最终也未能收场其向当代化大学的转型。馆内教学内容耐久局限于谈话技能的传授，未能收场向学术商榷的拓展，联系科学时刻方面的课程仅仅舌人培养经由中的援救性补充，关于文体和文化的学术商榷更是远未参预办学者的磋商规模。这么的局限性不仅反应了清廷对西学的实用主义魄力，也预示了外语学科早期发展中的窘境：如安在谈话教学与学术商榷之间找到均衡。在同文馆的发展经由中，外语教学中实用性和学术性的矛盾初露端倪。这一问题在自后很长一段时刻内影响着包括同文馆的承继者译学馆、分科大学各异邦文体门，甚而是国立北京大学异邦文体系的教学，成为外语谈话文体学科配置经由中需要直面的中枢问题。

（作家为北京大学异邦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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